第二四四章 言方兴（上）(2/3)
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？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，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必须要灭亡了？
既然，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，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。
那么，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，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：唯生产力来评价。
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、全都好。
而是，大顺此时这状态，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。
既如此，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、5、6的问题，也就不是问题。
而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，当然是有目的性的。
大顺可以通过改革，做成一些事。
这些事，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殖民、垦殖、对外战争、掠夺市场、修铁路、挖矿藏、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——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、上万人的大工场，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，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。
但，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，做成一些事。
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，那可就多了去了，也没必要一一列举。
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。
这个时间点，是刘钰认为，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，大部分已经完成了；而剩下的，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。
那么，这些年的变革，为什么是对的？
这才是刘钰想要引导的东西。
为什么是对的？
原因可以很多。
或者说，“经义”可以很多。
比如，国库收入增加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，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，南征北战，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，所以是对的。
等等、等等……
为什么是对的，可以有很多种“对”。
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“对”——即，国民财富的总和，增加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他在拿“经”权。
并且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，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，实际上，至少在先发地区、新兴地区这里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。
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，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。
那么，反过来既是说，变革要想正确，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。
这，才是“对”与“错”的标尺。
至少，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，这根“标尺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，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，去做一些事。
可以改革。
可以变法。
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，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，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、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，也就并不突兀了。
一直以来，自耕农的梦想，都是耕者有其田。
那么，耕者有其田，就是目的。
但是，实际上，这应该作为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
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，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、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、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，大顺的起义，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。
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，也是如此：周礼的一些手段，可以是手段，但绝不能是目的；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，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，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。
复古，是错的。
托古改制，未必对，但如果明白目的，搞托古改制，也不是不行。
刘钰选择这个时机，来吹风，时机刚刚好。
大顺这些年的变革，效果极佳，一旦黄河河道修成，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。
但是，为什么是正确的？
这个，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，而刘钰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。
拿的久了，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。
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：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，所以是正确的。而诸如国库收入、劳役减轻什么的，都只是这面大旗